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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明明有六趣,醒后了了无大千。十方三世悉平等,唯见法界一如来。

 
 
 

日志

 
 

中国佛教简介  

2010-09-04 00:41:54|  分类: 法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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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简介

中国佛教简介 - kaifusi - 发菩提心 读诵大乘 成无上觉

 

      中国佛教为北传佛教中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印度佛教东传我国,惟流行不广,传化事迹闇昧难详。梵僧东来弘化之有显著事迹者,始于桓帝初年之安世高,游化江淮,译经三十余部,另有支娄迦谶于灵帝时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等大乘佛典。即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佛教之译弘可分安世高之小乘禅定及毗昙学与支娄迦谶之大乘方等般若等两大系。三国时,昙柯迦罗、昙无谛传戒律,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输入新规制、新信仰,佛学较盛者为东吴,支谦译孛经抄等三十余部,弘阐方等般若,康僧会注释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至此,佛教渐与我国传统之伦理思想与宗教观念消融,发展为我国独特之宗教。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竺法护译经百余部,多为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初译,光赞般若经为大品初译,概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东晋时,注解经文以道安(314~385)用力最勤,往复辩论有于法开、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道恒争心无义,郗超、法汰辨本无义,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本无(二宗)、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等六家七宗之分。迨鸠摩罗什入关(401),大事译弘,性空般若之学始文备义明。什公斥以中国思想解佛教格义之非,并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中道,大乘真义至此始闻于我国,不复为老庄玄学所蒙混。东晋百年法运,佛法随中原士族南迁而行于江南,北方则有佛图澄(232~348)以智术干政,弟子以道安为首。安公定僧尼轨范,创编经录,弟子慧远(334~416)更于庐山创莲社,推展佛教实践运动,我国佛教德学并重、解行相资之特质,于玆大体形成。

       

     承道安、慧远之学而奠定南朝佛教之正统者为慧观,以华严为顿教,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为渐教。复有道生(355~434)倡顿悟成佛。大抵,晋宋之间,涅槃继般若而兴,齐梁时,成实论合涅槃盛行,陈代三论特盛,陈隋之际,天台之学成为南朝佛教之主流。尤须注意者,南朝末年佛教学者对经典之精究已开隋唐宗派林立之先河。北朝佛教异于南朝,北人质朴而重实行,特色有四,即:(一)昙靖之‘提谓教’,阐明五戒十善、人天因果。(二)昙鸾之净土,主张凡愚专持名号即得带业往生。 (三)信行之普法,效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之行。(四)达磨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义。北朝各代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总括而言,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极为突出。综观南北朝佛教之特质,在从空入中(妙有)。南方承性空之绪,以真常为归;北方多弘真常而说唯心。

 隋唐三百余年为佛教史上之黄金时代,彼时佛学已非中国文化之附庸。译经方面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般若三藏等传译家。其中,玄奘多译法相宗根本所依之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其门下以窥基最着,作唯识述记六十卷,弘阐唯识之学,又有普光作俱舍论记三十卷;义净译经论六十一卷,传有部律;菩提流志以大宝积经一二○卷为钜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则纯为传译密教经典,创立密宗。计流行于隋唐时代者有法相、华严、律、念佛、禅、密等诸宗派:(一)法相宗,玄奘以世亲之唯识论为主体而立,经窥基而极盛。(二)华严宗,贤首(643~712)集大成,以佛陀跋陀罗(359~429)之六十华严经为本,传者有慧观、法安、求那跋陀罗、刘虬乱等。初祖为杜顺(557~640),二祖智俨(602~668),贤首为三祖。(三)律宗,以四分律为本,有法砺(569~635)之相部宗、怀素(609~682)之东塔宗与道宣(596~667)之南山宗。其中,道宣并学唯识、华严、天台,贯彻大小律学精义,实为中国律学统一运动者。(四)念佛宗,隋代道绰(562~645)仰昙鸾高风,专修念佛净业;善导(613~681)着观无量寿经疏,专明念佛真义;慧日(680~748)着往生净土集,主张禅净合一。唐以后,念佛不复为一宗独有,即律、禅等亦兼念佛。(五)禅宗,至六祖慧能(638~713)始有宗风可言,其前有菩提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五人。六祖慧能开顿悟南宗,其下有怀让、行思、神会;神秀另创渐悟北宗,唐中宗后渐衰。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独禅宗得势,派别有五: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六)密教,传入我国最晚。正统传承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不空门下受密法灌顶者甚多,影响后世最钜者为青龙寺惠果,日本空海即嗣其法。(七)天台宗,禅宗盛时受其影响,至荆溪湛然(711~782)出,方斥禅宗,抗唯识、华严,慨然发挥天台一念三千圆融之玄理,著有法华玄义释签、法华文句记、止观辅行传弘决等。唐代之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韩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玄昉、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晚唐衰乱,复以武宗毁佛(845),佛教连遭困厄,已非中唐之比,逮宋代承五代后周之禅风,佛教始又复兴。

 宋初至元末之四百余年间,佛教由繁入简,从纷歧趋向融会,从纯佛教转为融摄儒道。仁宗时代盛行梵语研究,来华梵僧八十余人,梵本经数一四二八卷,译出五六四卷。诸宗以天台最盛,净土、华严、律宗等亦相继兴起,各宗高僧辈出,而以禅宗人材最多。天台宗分山家山外二派,四明(960~1028)宣扬天台正统教义,是为山家派;孤山智圆(976~1022)以华严思想成就天台学,是为山外派。净土宗以永明延寿(904~975)为主,作宗镜录百卷,提倡庐山念佛、禅净兼修。华严宗自唐武宗毁佛后殆已不传,宋末虽有希迪、道亭等人弘传,然均限于教义章。律宗以元照(1048~1116)为中兴人物,著有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戒疏行宗记。禅宗以云门、临济二派特盛,前有雪窦重显(980~1052)、佛日契嵩(1011~1076),后有黄龙惠南(1002~1069)、杨岐方会(996~1049)。宋代知识分子援佛入儒,使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悬隔愈大,且有利地向世俗推进,然佛教虽深入社会,同时教团内部之腐化亦招致北宋末年之毁佛崇道(1116~1119)。综观两宋佛教,禅宗冠盖诸宗。逮蒙古入主,佛教更受尊护,然已渐趋衰微,特以西藏佛教(喇嘛教)被奉为国教后,王室佛事之赀占政费泰半,虽有发思巴作蒙古新字以译大藏经,而佛教已无原始面貌。

 明清两代更是佛教式微时期,然法运虽衰,名僧不缺,如莲池(1532~1612)、真可(1544~1604)、蕅益(1593~1649)、憨山
(1546~1623)等,更有隐元(1592~1654)东渡日本开创黄檗宗。大抵明代乃儒佛同维余绪而不坠,明末王学盛时,与其相近之禅宗亦兴。清初则以诸帝弘护,故佛教亦有起色,可称述者有道霈(1615~1684),着心经请益录,融禅教于一炉。惟清代二百多年,以清室崇信喇嘛教,乾隆废度牒,出家容易,参学方便,致僧伽日堕,佛教益颓。

 民国缔造,佛教再遭继三武一宗之祸以后之法难,幸有杨仁山(1836~1911)挺身护法,月霞创我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华严大学),太虚大师(1890~1947)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为新佛教运动开其先导。三十年代我国佛教之现象,禅宗日渐衰颓,净土一枝独秀,密宗方兴未艾,唯识学派专门研究,如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武昌佛学院等均采科学方法,将唯识应用于现代思潮上,复将现代思潮摄归佛法。此外,佛教刊物亦不胜枚举,如内学、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佛学半月刊等数十种。自北宋开始,历代均刻印官版或私版大藏经,除多种汉文版外,尚有藏、蒙、满等文版本。宋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完成影印,清藏亦于同年刊行。中国佛教之传统,于民国三十八年为共产政权摧毁,顺此系统而生者即台湾佛教。

 总结言之,佛教传来之初,系将佛陀与黄帝、老子并祀,视佛教之咒术与神仙道之神秘力量同。自四世纪左右,始有欲理解佛教之格义佛教产生,即以中国思想表现佛教,以老庄之‘无’解释‘空’。其时,佛教犹被视为异邦思想,同时就固有之伦理道德而言,曾对于佛教之舍弃家庭、否定现世等出世思想,给予种种批判,遂产生提倡孝道之佛教经典。直至十世纪左右为止,皆呈现活跃气象。

 又佛教传来之时,在帝王庇护之下而日渐普及,历代皆任有教界统制官之僧,并逐次增建官寺,佛教遂与国家结合而日渐强大,甚至僧侣于国家权力之外,尚可拒绝否定王权;然以三武一宗为代表之法难,却出于皇帝之手。如此,佛教和传统思想、历史社会不断地对立、抗争、调和、融合之后,渐有佛教与中国思想两者调和之说产生,即儒道佛三教合一说。大致说来,宋代以后,佛教已与中国社会融为中国思想之核心部分。

 又就中国佛教自身内部之发展而言,西元四百年,为佛教经典翻译,与以中国思想理解佛教之时代划分之年。鸠摩罗什之译经时期,为研究本来佛教之时期,同时,亦为学派发生之时代。从佛教的历史发展上观之,印度佛典系无系统、间歇的传来,故有整理佛典体系之教判时期产生,此为隋唐佛教之准备期。此期所成立之学派至隋代,多趋于折衷。一般而言,此期对佛教理解与实践,皆欲实现佛教之本来性,可视为中国佛教之形成时代,亦即佛教之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真言、律、禅、净土等宗派或法系之确立时期。

 

中国佛教音乐

中国佛教简介 - kaifusi - 发菩提心 读诵大乘 成无上觉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中国佛教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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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醒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无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竞相研习,形成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属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我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汉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僧伽制度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西藏振奋寺远望与汉地大寺相似,其实内部如一小型城镇,除异常、僧舍、灵塔、经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给自足这社会。以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为例。寺中僧众集体构成札仓(经学院)。有一住持称“堪布”,实即汉译之“和尚”。堪布总理寺务,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会议。堪布以下设有喇让强佐一人,为堪布的总管;格贵一人,俗称铁棒喇嘛,维持纪委秩序,查处犯戒及各种纠纷;翁则一人领众诵经;雄来巴一人管理僧众学经、辩率及考试格西学位事务。以上职务由堪布自行任免。札仓下另设“康村”一层组织,按地区划分僧众。此一级组织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罗色林札仓即有23个康村。每一康村另设管理事务职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数个札仓又合设一是高管理机构名喇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为当然委员,从中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喇吉下另设叶索二至四人为全寺大总管;磋钦协敖两人为全寺铁棒喇嘛,俗称大铁棒喇嘛;磋钦翁则一人领全寺僧众诵经。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这分,选定条件各不相同。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朱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重新忆仓内活佛。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西藏僧人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已得格西学侠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住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禅、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举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佛事仪式与节日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各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未能,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法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西藏民间传统节日充满佛教内容或带有佛教色彩,故与佛教本身节日无从严格区别。各地各派的节日活动也不一致。一般说来,纪念佛诞为藏历四月上弦七日,和汉地相近。拉萨每年正月举行祈愿法会长达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举行的雪顿节,系由夏安居衍变而来。七月底举行望果节为庆祝丰收。青海塔尔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节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未能会,四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四月法会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大法会,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纪念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

  文化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入,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万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藩属之礼给予厚赐。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正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上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藏地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伦布寺大弥勒铜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宫旃檀木雕大弥勒像高18米,造型生动庄严,工艺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入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赵朴初)

 

中国佛教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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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中国佛教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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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经籍目录。也称“众经目录”、“内典录”、“释教录”、“法宝录”等。佛教传入中国后,译著渐富,部帙渐增,不同译本不断出现。为综理存佚,研核异同,因而创制经录。《开元释教录》称其为“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使佛教书籍,有典可征。历代经录的制作,约可分类四个阶段:

  两晋时期 经录创始阶段。在此之前,《出三藏记集》曾引有《古录》(一作《古经录》)和《旧录》(一作《旧经录》)两种,《历代三宝记》还载有《汉时佛经目录》1卷和《朱士行汉录》1卷,但均系后人依托,不足为据。西晋早期,法护译出170多部佛经,遂撰《众经目录》(亦称《竺法护经目》、《护公录》、《竺法护录》1卷,记其所译诸经名目,当是最早的经录。其后,聂道真撰《众经目录》(亦称《道真录》、《聂道真录》)1卷,记载汉、魏、晋的译经,通录各代,且注明译出的时间、笔受人和经名异称,对以后经录颇有影响。东晋成帝时,支敏度撰《经论都录》(亦称《支敏讳莫如深产》)和《别录》各1卷,前者为总录,后者是分类目录,但已早佚,内容已无从知悉。就《历代三宝纪》所引来看,恐有后人增入部分。东晋十六国时有《二赵经录》(简称《赵录》)1卷,但所记不仅是前赵和后赵时代的译经,而且有南朝时的译本,或是以二赵地域为范围的经录。以上各录,受时代和区域的局限,还处在草创阶段。到东晋宁康二年(374)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录》)1卷,才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内容分经论录、失译经录、凉土失译经录、关中失译经录、古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志经录等七部分。这种分类法综合了以前经录的优点,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发展。此录已佚,但重要内容都收入《出三藏记集》中,后秦僧睿撰《二秦众经录》(简称《二秦录》)1卷,以前后两秦时代译经为主,间及吴和北凉的译经。东晋道流撰《魏世经目录》、《吴世经目录》、《晋世杂录》、《河西伪录》4种,未竟而卒。其同学竺道祖继其事,书成4卷,称《道祖录》,断代的经录即从此始。

  南北朝时期 经录逐渐完备阶段。当时虽南北分裂,而译事不辍,经录所撰渐多,体制日趋定型。分经、律、论,判大、小乘;再别为有译人、无译人和卷数;标明抄经异译,疑经、伪籍以及存佚经目等,作用大显。

  南朝宋不详作者的《众经别录》(简称《别录》)2卷。上卷载大乘经录、三乘通教录、三乘中大乘录;下卷载小乘经录(篇目本阙)、大小乘不判录、疑经录、律录、数录、论录。此录以经、律、论为类,经类又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比以前经录的分类更为恰当。同时在每经之下,用简明的辞句标明一经的宗旨,并以“文”、“质”等字样,作为对译本的评价,比以前经录也有进步。此录现有敦煌写本,残存上卷一部分。

  南齐王宗撰《众经目录》(简称《王宗录》)2卷。通纪各代,分大小乘。道慧撰《宋齐录》1卷,专纪宋、齐译经,尤偏重宋代。另有不详作者的《始兴录》1卷,始兴即今广东韶州,故此录多记南方所译经籍,也名《南录》。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僧祐录》、《祐录》、《三藏记》)15卷,今存此录共分四部分,第二部分“铨名录”即佛经目录。分为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新集条解异出经录、新集表序四部律录(阙)、新集安公古异经录、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新集抄经录、新集安公疑经录、新集疑经伪撰杂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其中经论录及标题安公的六录,乃是以《道安录》为基础加以订补而成,余则为僧祐新增。共著录2162部,4328卷。其分类和著录的方法,对以后的经录颇有影响,但考证有不甚确切之处。

  梁天监十四年(515)武帝敕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一作《华林佛殿录》)4卷。记录宫廷所藏佛经。因不合武帝意旨,十七年又敕宝唱重撰,亦成4卷,名《梁世众经目录》(简称《宝唱录》),分为:大乘有译人多卷经、大乘无译人多卷经、大乘有译人一卷经、大乘无译人一卷经、小乘有译人多卷经、小乘无译人多卷经、小乘有译人一卷经、小乘无译人一卷轻、先异译经、禅经、戒律、疑经、注经、数论、义记、随事别名、随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等20类,所分甚为详细,把譬喻、佛名、神咒等各自为类,并注意到注经和义记,扩大了所录的范围。并以有译、无译、一译、异译、多卷、一卷分类,对藏经的整理,有一定的便利。

  北魏永熙(532~534)中,李廓撰《魏世众经目录》(简称《李廓录》)一书,分大乘经、大乘论、大乘经子注、大乘未译经论、小乘经律、小乘论、有目未得经、非真经、非真论、全非经愚人妄作等10类。是当时已译未译经的目录。

  北齐武平中(570~576)沙门统法上撰《齐世众经目录》(一作《高齐众经目录》、《达摩( )
  多罗录》,简称《法上录》),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等8类。以杂藏居首,与修多罗分列,为它录所无。这已启经部再分细类的先声,后面4类对后世经录也颇有影响。此外,北魏菩提流支撰《译众经论目录》1卷、陈智敷撰《真谛翻译历》,都是个人译经的目录。另有南齐《释弘充录》1卷,北齐《释道凭录》1卷,梁《释正度录》1卷,陈《大乘寺藏目录》4卷、《王车骑录》1卷、《庐山录》1卷、《岭号录》1卷、《南来新录》、《一乘寺藏众经目录》、《东录》等,都已佚亡,内容无考。

  隋唐时期 经录发展大成阶段。隋唐佛教进一步发展,所撰经录,体例完善,分类细致,组织周密,范围广泛,已在中国目录学中,别树一帜,成为自成体系的专科目录。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7卷。前6卷为别录、末卷为总录。分大乘修多罗藏录、小乘修多罗藏录、大乘毗尼藏录、小乘毗尼藏录、大乘阿毗昙藏录、小乘阿毗昙藏录(以上六录每录均有众经一译、众经异译、众经失译、集经别生、众经疑惑、众经伪妄六分)、佛灭度后抄集录(包括西域圣贤抄集、此方诸经抄集二分)、佛灭度后传记录(包括西域圣贤传记、此方诸德传记二分)、佛灭度后著述录(包括西域圣贤著述、此方诸德著述二分),共九录四十二分。其分类法已撷取前代经录之长并加以系统化,但著录译经只记时代,不详年月,不别存佚,排次不依时代,不注引用的出处,是其缺点。

  开皇十七年,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亦名《开皇三宝录》,简称《长房录》、《房录》、《三宝纪》),15卷,分四部分:①“帝年”3卷,上列干支年号,下记佛教的废兴、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最早的佛教年表;②“代录”9卷,记载东汉到隋16个朝代的译经和撰述。并把目录和传记合而为一,既可以见译人的身世,又可明了译述的渊源、宗派的师承、翻译的得失,便于知人论世;③“入藏目录”2卷,分大小乘,( )
  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译人和失译人两项;④“总录”1卷,详载本书的表文、总序和全书目录,末附当时仍存的宋、梁、魏、北齐、隋六家详细目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目录,保存了上代经录极其丰富而又宝贵的资料。此书由于好多务广,取材不够严谨,驳杂不纯,但对后世经录影响很大。

  仁寿二年(602),彦琮撰《众经目录》(简称《仁寿录》、《彦琮录》、《琮录》5卷,分单本、重翻、贤圣集传、别生、疑伪、阙本等6类,是以《法经录》为基础补充而成。分类简明而不如《法经录》的细致。彦琮又撰有《昆化经录》5卷,这是大业中隋平林邑所获得的佛经,系在多梨树叶上用昆仑文写出。彦琮编定目录,分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7类,是一部专纪昆仑文经典的目录。又有智果撰《诸经目》分经、疑经、论、戒律、记。经、论、戒律中每类又分大乘、小乘、杂经3类,共11类,与法经、彦琮二录颇相近。

  唐贞观(627~649)初年,玄琬撰《众经目录》5卷,乃就《彦琮录》补入后来译经而成。麟德元年(664)道宣撰《大唐内典录》(简称《内典录》、《宣录》)10卷,分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依代纪人,即是代录)、历代翻本单重人代存亡录(内分大小乘及西域圣贤集传、大小乘下又分经律论,即单译传重译互勘的目录)、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历代众经有目阙本录、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即中国僧俗所撰关于佛教经论的注解和著作的目录)、历代诸经支流陈化录、历代所出疑伪经论录、历代众经目录终始序(即唐以前经录的目录)、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记关于经典的感应事迹)等10类。此录综合《法经录》和《三宝纪》的优点而成,被认为“类例明审,实有可观”。

  麟德年间,静泰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简称《静泰录》)5卷,乃据《彦琮录》增补唐代译经而成。又静迈撰《古今译经图纪》(简称《译经图纪》)4卷。主要依次记述译人的事迹,列所译各经名于传末,是经录的别裁,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 )
  等奉敕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一名《武周刊定众经目录》,简称《大周刊定目录》、《大周录》、《武周录》)15卷。分大乘单译经、大乘重译经、大乘律与大乘论、小乘单译经、小乘重译经、小乘律论与贤圣集传、大小乘失译经、大小乘阙本经、见定入藏流行目、伪经等10类。此录虽名刊定,但内容杂沓,繁秽甚多。

  开元十八年(730)智昇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昇录》)20卷,分总括群经录(即总录)和别分乘藏录(即别录)两部。总录以译人为主,自录以译人为主,自东汉到唐19个朝代,记载其都城、帝系、年号、译者人数、所译卷数及存阙,然后再依译人年代先后,详载所译经籍名称、卷数、译时、译地、译本单重及译人小传,并附失译各经于末,间及此土撰述。最后一卷为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载已佚之古代目录31家及现存之目录10家。对现存者详载内容并有所评骘。别录以经籍为主,分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7类。最后两卷为入藏录,分大乘经律论、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3类。本书总录虽承袭前人之“代录”,而于译人、译经之考订、拣别,用功很深,超过前代经录。别录则分类精详,颇多创例,在经录中,堪称上品。智昇又有《开元释教录略出》4卷,即《开元录》第19、20卷见定流行入藏目。它标明部类、译人、纸数。注有千字文次第,是藏经的排架目录。北宋以后的大藏经雕版都是以此为蓝本。开元十八年另撰有《续大唐内典录》1卷,自注说是“历代众经传译所众录”部分,续载从麟德元年到开元十八年所译的经典。现存本不是智昇原书,而是《内典录》卷一的抄本残卷。智昇并撰有《续古今译经图纪》(简称《续译经图纪》)1卷。增补唐代译人自智通到金刚智等21人。另有玄逸撰《开元录广品历章》30卷,今存15卷,记历代经典,尤详于唐代。每经之下具列品分子目,译经起讫年月,口传、笔受的人,可以和《开元录》相辅而行。每经列子目,是本书的特点。贞元十年(794)圆照奉敕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3卷,记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的译经撰述,并载有上表、制诏、碑文等,保存了当时很多有关佛教的史料。贞元十五年(799)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简称《贞元录》)30卷。此书在《开元录》基础上,增加特旨承恩录于“总集群经录”之前,另补开元十八年后65年间新译入藏的众经和译人事迹,并据《续开元录》载入奏议、诏谕等文字,体例和《开元录》殊不一致。其后南唐释恒安于保大三年(945)撰《续贞元释教录》1卷,补充新编入藏的唐代译经和著述140部。此外,《长房录》载有隋《灵裕法师译经录》1卷,未详作者的《众经都录》8卷;《大周录》各卷引有《化度寺录》、《真寂寺录》、《福林寺录》、《义善寺录》、《玄法寺录》。又《法苑珠林》卷100载有道宣撰《西明寺录》1卷,《新唐书·艺文志》卷三载有唐文宗时王彦威撰《内典目录》12卷等,均早已散佚。

  宋元明清时期 经录的演变阶段。由于大藏经目刊刻,出现了许多大藏经刻本的目录;又因大藏经部帙浩繁,阅读不易,出现了一些指导阅藏的解题目录。另外,自唐代佛教传入西藏地区,译经事业随之而兴,就有藏文大藏经的刻印;清代也用满文( )
  译了大藏经。由此出现了用藏文与汉文经录对勘的目录、汉译藏文、满文大藏的目录等。

  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安仁等撰《大中祥符法宝录》22卷(今存16卷),天圣五年(1027)惟净等撰《天圣释教录》3卷(今存2卷),景祐三年(1036)吕夷简等撰《景祐新修法宝录》21卷(今存15卷);除《天圣释教录》兼记前代外,都是只记当代的译经,而于译人、教乘、部别、梵本来源、译场和翻译情况,及表奏、诏谕等记载颇详。自宋开宝四年(971)于四川刊印《开宝藏》以来,刻本的大藏经不断出现,宋有《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辽有《契丹藏》,金有《赵城藏》,元有《弘法藏》、《普宁藏》,明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有《龙藏》等。这些藏经都以《开元录》入藏目录为基础,略有增删。仅《嘉兴藏》在明《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之外,续刊了汉地撰述400余种,保存了大量中国著作。它们都有目录(除《开宝藏》、《契丹藏》、《毗卢藏》、《赵城藏》、《弘法藏》外均存)。悉依千字文编号,是一种便于查检的应用目录。

  大藏经数量过大,不易全部阅读,就有解题目录出现。天圣二年遵式撰《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但早已佚亡,内容不详。崇宁三年(1104)惟白撰《大藏纲目指要录》(简称《大藏经指要录》、《大藏纲目》、《纲目指要》)8卷,依《开元录》入藏次第,逐函分列卷次,逐卷略录义例,钩玄提要,使阅者能了解宏纲。崇宁四年王古撰《大藏圣教法宝标目》(简称《大藏法宝标目》、《法宝标目》)8卷。元大德十年(1306)管主八续补成10卷,内容分总标年代、别约岁时、略明藏乘、广列名题(即各经的解题,以一经或一会为主,加以解说)四部分。但不及《纲目指要》详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一名《法藏司南》,简称《释教汇目义门》、《汇目义门》41卷,分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等9部。卷首的《释例》,即分部的说明。此书按天台五时判教,依明南北藏。先后更置,分为8部,每经之下写示经文大意及论疏旨趣,汉人释经的注疏,即附于同部之后,有利于查阅。万历四十六年作者将上书节为简本,名《大明释教汇门标目》,4卷,每书之下,以一二语概括介绍,颇便检阅。南明桂王永历八年(1654),智旭撰《阅藏知津》,总目4卷,本文44卷,其分类较前大有改进,分经、律、论、杂藏四大类。经藏分大乘小乘,大乘中依天台判五时教次第而略有改易,分为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部,方等中又分显说与密咒二门,密咒包拓秘密部诸经及仪轨。律藏也分大小乘,在小乘律之下,附载疑似杂伪的律。论藏分大小乘,大乘论中,又分释经论、宗经论、诸论释诸部,下又别为西土、此土二科。杂藏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西土撰述中附外道论、疑伪经。此方撰述分忏仪、净土(净土宗)、台宗(天台宗)、禅宗、贤首宗(华严宗)、慈恩宗(法相宗)、密宗、律宗、纂集、传记、护教、音义、目录、序赞诗歌及应收入此土撰述15部。其分类,在《汇目义门》之上加以提高,条分缕析,组织更为严密完整。著录汉地的撰述相当广泛。

  此外,还有藏满佛教经典的目录。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庆吉祥等撰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10卷,是元世祖因见西僧经教与汉僧经教音韵不同,疑其有异,命两地名德对辩无差而编纂。因系汉文藏经目录与藏文藏经目录对勘,故名《勘同总录》。全书分两部分:①总标。标示本书大纲,内分4科:(a)总标年代,括人法之弘纲;(b)别约岁时,分记录之殊异;(c)略明乘藏,显古录之梯航;(d)广列名题,彰今目之伦序。②正文。分契经、调伏、对法三藏、每藏又分菩萨和声闻二乘,末尾有圣贤传记录。在菩萨契经藏中分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类。显教大乘经中又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门。密教大乘经中又分秘密陀罗尼和仪轨二门。圣贤传记也分梵本翻译集传和东土圣贤集传两类。这种分类法,大致遵照《开元录》,只是把密教和显教分列。本书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凡是有汉文译本也有藏文译本的,多将梵文原名用汉字音译注于经名之下。至藏汉译本有不同之处,则勘其同异,加以注明。但藏汉对勘上,也有疏漏之处。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编的《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与乾隆五十七年(1792)编的《御译大藏经目录》各一卷,前者是藏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后者是满文版甘珠尔目录的汉译本。

  日本、高丽的经录中也有记载中国佛教典籍的。唐代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等入唐求法,将求得的经论章疏编成目录,称《请来目录》、《求法目录》等,现存18种,所记全是唐代已有佛典。885年,安然撰《诸阿阇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2卷;1790年,圆超、玄日、安远、平祚、藏俊、荣稳撰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律各宗《章疏》;1094年,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进行总括。宋代高丽义天撰《新编诸宗教藏总录》3卷,也属综录性质。这些经录多载中国佛典,很多不见于汉地经录著录的译本和撰述赖以存名,为研究中国佛教经录的参考资料。(苏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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